学的。
在医学这条路子上,阿拉伯人是比较奔放的,因为他们公然解剖人体,获取知识,这就比较那啥了。
在中国古代,或许也有人做这类事。但往往社会压力极大,不得不偷偷摸摸,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,以至于到了清代,医师们仍然痛感解剖知识的匮乏。
邵树德不知道阿拉伯社会对这种事的容忍程度如何,大概是比较宽容的。因为在一百年后,有位叫依本·西拿或者阿维森纳的布哈拉人,就整理前人资料,推陈出新,写了本《医典》,内容涵盖解剖学、外科学、药学等方面,非常大胆。
其实,在这一时期,阿拉伯、波斯的医学还是有可观之处的。他们提出了不少概念,为后世所引用。比如,糖浆(Syrup)、苏打(Soda)水等词汇,就源自阿拉伯语。
他们与中医一样,非常喜欢用软膏、搽剂,两国医学颇有可通之处。
唐高宗永徽二年(651),秦鸣鹤用景教刺络放血术给唐高宗治疗风眩。
白居易、刘禹锡等人治疗白内障,就是请擅长此道的婆罗门僧人。
而阿维森纳的《医典》中,也收录了17种中国药物。
闭门造车,水平越造越差,还是需要交流。
第二本是有关乐器乐谱的。
邵树德露怯了,看不太懂。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实在有点差,不过没关系,交给专业人士就行。
第三本是天文方面的。
他看了看,有点离谱,居然是地心说。
这本书应该不是阿拉伯人写的,而是他们翻译了古希腊的相关学说后,自己进行阐发,写的一本书。
地心说当然是错误的。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,你怎么证明它是错误的呢?是不是需要天文望远镜?
想起内务府那一地鸡毛的眼镜产业,他只能叹一口气。到现在还在用天然水晶磨制镜片,成本极其高昂,产量十分低下,有点离谱。
但天文与航海密不可分,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。近海航行的难度很低,因为有陆地参照物,但你若想离开海岸远一些,深入大洋,那么如何定位就很重要了。
东晋僧人法显在访问印度乘船回国时曾记述:“大海弥漫无边,不识东西,唯望日、月、星宿而进。”
是的,在大海上可以靠星辰定位,但此时的技术还十分落后,误差很大。这从九成九以上的船只仍然走近海就能看得出来,偶有进入深海航行的,经常偏航。比如,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的船只,就经常跑到朝鲜去,这就是在大海上偏航了。
想到此处,他猛然惊醒,喊道:“韩全诲。”
“陛下。”韩全诲走了过来,躬身行礼。
“波斯使者走了没?”他问道。
“已行十余日。”韩全诲答道。
“派人追上他们,就说如果能从巴格达图书馆——”邵树德说了一半,又摇了摇头,道:“算了,这样太操切了。让李守信过来见朕。”
李守信是鸿胪寺少卿,建极十四年随驾西征,同光元年返回。
在结束西征,返回长安的路上,邵树德就萌生出了派人出使西方各国的念头。
回到长安后,因为随驾出征甚久,邵树德不好意思立刻就让李守信出使,于是便放他在家休息了一年时间。
现在么,似乎可以行动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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